学人说 | 以“口罩”为鉴: 新冠疫情时期的自护与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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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Junbin Tan

责编:胡姝


写在前面

2019冠状病毒从去年底开始在人群中散播。这不速之客除了对我们的健康与日常生活造成严重的破坏,也逐步影响了我们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与互动 。在这篇文章中,我想与大家分享三段令我感触最深、关于佩戴口罩的亲身经历和第一手观察。我希望通过这三则发生在班机上、美国纽约市的超市、或新加坡的熟食中心及超市的“口罩故事”,来揭露病毒给我们造成的一些心灵上的影响,以及防疫措施给社会关系带来的负面影响。



01



2020年1月29日,我搭乘从台北飞往纽约的航班。机舱里的沉默,跟在台北过春节的热闹气氛大不相同。“坐好!别一直摸你的口罩”,一位年轻妈妈一面央求5-6岁大的儿子,一面为幼小、生性活泼的他系好安全带。妈妈对儿子温柔、低沉的指令却穿刺了机舱的宁静,无意中把周围乘客的注意力吸引到他们身上。男孩注意到左邻右舍的眼光,不敢再东张西望,但仍时不时拉扯着妈妈帮他戴好的医疗口罩。周围乘客瞄了瞄,装做视而不见,瞬间把眼光转移回他们原本在做的事情上。

那几秒钟的互动让我意识到周围许多乘客都戴着口罩。口罩紧贴着面颊, 塑胶带紧挂在双耳后面,感觉并不舒服。我们应该都能体谅小男孩的无奈。但从大人的角度看,口罩却也是对抗冠状病毒,保护自己和他人的必要措施。机舱的宁静表面之下,却是众人不寻常的沉重心情。虽然大家应该都会认同戴口罩“保护自己,保护他人”这一观念,但心里或许更多时候怀着“他人可能是病毒携带者”的念头。有些人会因为害怕他人的谴责而戴上口罩。口罩浓缩了我们在疫情期间产生的各种心情、感触和念头:恐惧、眷恋、自护、责任感、公德心等等。

那时距武汉首次公开通报病毒性肺炎病例,已有大约一个月时间;武汉以及整个湖北的居民也都封锁一周了。虽然是过年的时候,人们,尤其是处于中国和周边国家的人,都因疫情暴发而感到不知所措。虽然自己是在飞往远离疫情中心的美国,我依然有一种紧迫感,担心周围有有害物。即使飞机离亚洲越来越远,我感受到的压力并没有减轻,病毒、病毒携带者似乎无处不在。飞机里的其他乘客似乎也抱着和我同样的心情。在空中的我们淹没在恐惧、不安的情绪之中,也对他人有着无意的怀疑。在这种情况下,口罩显然有了新的意义,成了疫情期必不可少的护身符。

航班晚上9点后不久降落在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年轻妈妈和许多其他乘客一样,抓起她的手提包,拉着儿子的手,匆匆忙忙赶下飞机。我过了机场入境处,在行李托运处再次遇见他们。母亲拖着行李箱,拉着幼儿,匆忙走向外面。踏出航站楼的那一刻,大家各自摘掉脸上的口罩。我的第一感觉是欣慰;而首次看清同一班机、排在入境处队伍前头或后方的其他乘客的面孔,也带给我一种奇特的感觉。在我周围的还是那同一群人,飞机降落之前大家似乎互相怀疑对方具有危险性,但现在,因为环境的改变,人们的情绪已然不同,对自己的要求和看待他人的眼光也变得不一样。走在前方的母子在摘掉口罩的一瞬间,表情轻松起来。他们放慢脚步,毫无顾虑地踏入“自由之地”美国。我虽然压力减少,但依然忍不住怀疑:我们是不是太快放松警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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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不出所料,美国政府两天后(1月31日)宣布,过去两周居住或前往中国的非美国人将被禁止入境。许多回中国过春节的同事突然发现自己无法入境,必须在其他地方隔离满14天才能返回纽约。大部分学校都要求返回美国的学生提交身体状况声明,并居家隔离两周。受通行禁令影响的区域,在一两周后扩大至韩国、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或许因此禁令,很多东亚人在这期间遭受异样的眼光。意识到病毒的潜在危险,我每周去哥伦比亚大学上课时都会戴着口罩。戴着口罩走在纽约市的街道上时,我往往会引来路人的注视。直到3月中旬,旅行禁令扩展到欧洲的时候,美国人才体会到病毒传播并不遵守种族界限。

一个周日傍晚,我下课后在纽约曼哈顿中城的一家超级市场购物,除了平时需要的杂货,我还顺手拿了两罐啤酒。因为啤酒的关系,收银员要求我出示身份证,证明我已经成年。我从钱包里掏出新加坡身份证,交给收银员。她瞥了一眼我的身份证,说“让我们看看你的脸”,并示意我把口罩摘下。她再次看着身份证,皱了皱眉,说不能接受我的身份证,因为“所有身份证都必须有有效期限”。我告诉她,不同国家的身份证会注明不同种类的信息(收银员怎么会不知道!)。她转身,询问一位同事:“我们该怎么办?他来自中国,但是身份证却没有有效期限。”她同事笑了笑,说:“有点同情心,把啤酒卖给他吧。”

我当时十分惊讶,不仅因为收银员居然没有注意到印在身份证上的国籍标识--代表着她毫不在意东亚人之间的国籍、种族分别,也因为她的那位同事如此藐视中国人。“有点同情心”(take pity on him)的意思接近于“可怜可怜他吧”,这个说法往往不会用在美国人、尤其白人身上。我立刻向为我服务的收银员申诉,她结结巴巴地试着道歉,说因为我戴上了口罩使她误会了,还接着说:“中国因武汉病毒而成为新闻…”。口罩和疫情成了她的最佳借口,可以轻松方便地用来掩盖住可恶的种族歧视。

后来有一段时期,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坚持称新冠病毒为“中国病毒”,也体现出类似的恶意;他用强调疫情始发地来掩盖自己的种族主义,忽略了身为受害者的中国民众的感受,也无视影响病毒传播的各种因素。用病毒、疫情始发地或口罩作为借口,我们就能免除自己因种族主义言行而该负的责任吗?就能摒弃自己对他人应该具有的良心与公平对待吗?同样地,如果是在中国,我们也不应该借口病毒来排斥武汉和湖北的居民和新冠病毒患者,要谨记他们因为处于别无选择的情况下,才会成为疫情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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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因为纽约市疫情开始恶化,我在3月中旬离开了美国,回到了新加坡。新加坡政府最早于1月下旬向所有家庭分发一次性口罩,但也告知公众,除非生病,否则无需佩戴口罩。政府敦促公众留在家中,并尽量减少社交互动。3月中旬,由于境外输入和无症状病例人数激增,政府加强了防疫措施。我回国后,在家中自我隔离了两周,隔离结束后的3月下旬,我正准备恢复日常生活时,政府却在4月初实施了“阻断措施”(circuit breaker):关闭所有提供非必要服务的工作场所,禁止不同住户的人聚集,和要求公司让员工在家办公。政府也在这期间给民众派发了可多次使用的口罩,指令所有人外出必须戴上口罩,若不遵守,就依法处置。

居家隔离结束后的一天,我首次出门,到熟食中心时,注意到许多小贩摊位的前面都贴了线条,提醒民众保持1米距离。虽然那时政府还没下令,很多人已经开始戴口罩,并遵守已逐渐形成的社交距离规范。政府在4月初实行阻断措施时,大部分人应该已经习惯了戴口罩和保持安全距离。禁令开始实施后,我和其他人一样,只在购买食物、烹饪材料或日常用品时才会出门。在排队的人龙中,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从之前的1米逐渐增加到1.5米,甚至2米(见图1)。除了戴上口罩,在路上走动的人之间的距离也逐渐拉大,有时在转角处近距离相遇的时候,人们也会表现得比往常更为一惊一乍。大家也对狭窄空间变得特别敏感,尤其是电梯;与其和其他户的居民一同乘搭电梯,更多人选择在电梯口等下一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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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在新加坡某熟食中心排队时人与人的距离(作者摄于2020年4月14日)


人们时不时也会因为距离太远或太近而产生磨擦。我在超级市场排队时就亲眼目睹了排在我前方的阿姨和大叔之间的纠纷。大叔或许因为太心急,提着购物篮走向柜台,当时还在柜台等候付钱的阿姨顿时紧张起来,喊着叫大叔离她远一点。大叔大声回复阿姨,坚持自己遵守了1米的距离规范(依我看,他当时的确与阿姨保持了1米的距离,但队伍里其他人之间保持了更远的距离),还跟阿姨说“那么担心的话,就呆在家里”。于是,两人争吵起来。大叔在争吵时不知不觉地揭开了口罩。之前袖手旁观的收银员突然说话了,但目的不是调解纠纷,而是坚持让大叔赶紧戴回口罩!这时,大叔和阿姨突然停止争吵,一同转头看向收银员,惊讶了一秒钟。大叔突然醒悟,道了歉,并且赶紧把口罩戴上;阿姨也消了气,跟大叔解释她并无恶意。当时的场景既荒谬又可笑,但也让新兴的关于口罩和人际距离的社会规范显现出来。



04



在疫情和政府防范措施之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显然有所改变。这忐忑之心带来了一些正面影响,例如导致民众对病毒加紧提防,少出外,外出时佩戴口罩,更加注意环境卫生等等;不过也促生了社会个体和群体之间的磨擦、纠纷与偏见。除了应对防疫上医疗及其它方面的挑战,我们也必须学习如何处理疫情时期出现的社会问题。


制版编辑: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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